袁世凯称帝，利令智昏。帝国主义列强推波助澜，希望借帝制使袁氏加强对国内控制，便于扩大列强在华势力。日本尤其包藏祸心，先是积极怂恿袁氏称帝，以此为交换条件，夺取大量权益，这就有了骇人听闻的“二十一条”。
袁氏鼓噪帝制，需要舆论配合，于是制造出“国情说”，就是说——中国国情特殊，“共和不适于国情”，你不信？睁眼看看清廷鼎革之后的共和中国，可曾莺歌燕舞、国运亨昌、百姓安宁？“共和”云云，是国人激情下一次失败的尝试，一次巨大学费的偿付。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，还是回过头来总结教训，大家还是认命吧，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博爱”、“共和”云云，不过是西方的东西，滥入中国，贻害无穷。
在这种鼓噪声中，打头阵的就是上海《亚细亚报》上的袁氏宪法顾问、美国人古德诺的《共和与君主论》，以及袁氏法律顾问、日本人有贺长雄的《共和宪法持久策》。一个西洋人，一个东洋人，都说中国“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”，“无研究政治之能力”，而辛亥革命“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，此诚太骤之举动，难望有良好的结果”，不如由一代雄才袁氏登基复辟称帝，总揽大权，建立“新权威主义”有效统治。如此，“中国如用君主制”实“较共和制为宜”。接下来，就是“筹安会”的喝彩，“六君子”开展“学理讨论”，通通主张“君主实较民主为优”，严复、刘师培、胡瑛等等中国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的输入者与斗士，也就“告别革命”，坠入颓唐了。
有意思的是，形势的发展使帝制很快成为众矢之的。狡兔三窟的日本人，见袁氏威信扫地，转手之间采取倒袁政策。袁氏派赴日本向天皇赠勋的特使周自齐，原来准备按亲王规格接待，突然遭遇日方不受欢迎的尴尬，并且通知中方，日方不准备承认帝制、还责备袁氏“断行帝制，无视友邦劝告”。1901年即在北京发刊的日本外务省在华汉文报纸《顺天时报》，也突然改变宣传口径，而袁氏一贯是很欣赏这家报纸的。袁家跛足公子袁克定，力主其父登基，如果父亲称帝、实现“家天下”，他可以承继帝位，现在称帝已经遭到一片骂声，如果袁世凯感到棘手而罢手怎么办？于是，袁公子心生一计，伪造《顺天时报》，天天登载拥赞帝制的舆论，欺骗得袁大头铁桶一般不知分晓。这张伪报，也就是中国新闻史上滑稽万分的仅供一人阅读的“错版”报。如果今天有人收藏，其价值当可想见。
不久以后的一天，袁氏正在卧榻之侧小憩，女儿拿来一包花生米孝敬其父。袁世凯打开包裹花生米的报纸，一看竟是“真版”《顺天时报》，原来与其一向阅读的《顺天时报》大相径庭，这才如梦初醒。袁世凯大怒，可怜的“皇储”翘着瘸腿领受“家法”，这就是后人戏称的一剧《打龙袍》。
“群言举世已滔滔，假印刊章孰捉刀？”（刘成禹、张伯驹《洪宪纪事诗》）独裁者以为以天下之大，如在其一掌之间，他是“绝对真理”的化身，他的旨意是不可违背的，岂料天网恢恢，一切反民主之势力终究是可怜渺小的。袁世凯的专制权威居然被他的跛公子戏弄得昏头转向，这就是“天意”了。
又，张静庐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》引《虎厂杂记》，谓“给一个人看的报纸”是上海《时报》，为梁士诒、袁乃宽诓袁世凯，被赵尔巽撞破告袁等等，倒是《顺天时报》以“日人机关”报纸的背景与袁过不去，“颇多讥讽不满之词”。这么说来，“给一个人看的报纸”是《顺天时报》抑或上海《时报》，大有考究了。因两说并存，并求教于方家。
（选自《报馆旧踪》，郭汾阳，丁东著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。）
